（本文原標題為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缺陷產品召回技術中心正高級工程師董紅磊：監管創新護航智能網聯汽車安全）

在汽車產業向智能化、網聯化深度轉型的關鍵期，產品質量安全的內涵與邊界正被重新定義。從傳統機械故障到軟件缺陷，從單一車輛失效到批量網聯風險，智能網聯汽車的質量安全監管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近日，在第二十屆中國經濟論壇平行論壇——“展望‘十五五’ 鞏固車優勢”現場，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缺陷產品召回技術中心正高級工程師董紅磊，以召回制度為切入點，圍繞消費端關切、風險特征演變及監管政策創新三大維度，系統闡述了我國智能網聯汽車質量安全監管的思考與實踐，力圖為“十五五”期間智能網聯汽車產業高質量發展筑牢安全屏障。

以召回筑牢安全防線

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在汽車領域的深度應用，汽車產品正加速向移動智能終端轉型，這一變革不僅重塑了產業價值創造模式，也對質量安全監管提出了全新要求。

董紅磊表示，當前汽車產品的價值創造已從傳統鏈式結構轉變為以用戶為核心的網狀結構，用戶在產品全生命周期中的作用愈發凸顯，企業與用戶的關系也升級為基于持續運營的價值共生關系。這意味著產品質量安全不再局限于生產端的符合型標準，更要延伸至消費端的使用體驗與風險防控，要求企業具備全周期保障產品運行安全的能力。

政策導向的調整進一步明確了消費端監管的重要性。董紅磊表示，“十五五”規劃中提出要加強質量強國建設，而質量強國綱要明確提出，要推動消費品質量從生產端符合型向市場端適配型轉變。更何況，汽車產品直接關系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亟需強化安全監管，市場監管總局已出臺缺陷產品召回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加以保障。

董紅磊強調，召回制度作為質量安全監管的重要工具，除了守護安全，也能推動質量提升。例如，某車型電池包早期設計考慮不周，采樣線束易被上蓋板擠壓磨損，導致短路起火，之后通過召回，改為集成式線束，提升了設計質量；某進口車型未考慮國內一些典型使用工況，減震器下控制臂叉口易斷裂，后續通過召回加強加固組件，并調整了中國市場產品測試放行標準，提高了產品場景適應性。這些案例印證了召回在彌補設計缺陷、優化標準、提升產品可靠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不過，董紅磊同時指出，目前國內企業對于召回的認知并不充分。數據顯示，自2004 年汽車召回制度實施以來，截至2025年10月底，已累計實施召回3237次，涉及缺陷車輛1.2億輛。其中，超半數召回是在市場監管總局督促下實施的，企業尚未充分將召回作為改善產品性能的有效政策工具。

另外，董紅磊透露，近年來，隨著駕駛輔助系統裝車量提升，輔助駕駛相關召回呈上升趨勢。2024年，因駕駛輔助系統缺陷召回255.61萬輛，主要涉及場景識別相關問題，功能誤觸發、人員誤操作方面的問題也越來越凸顯。

三大典型缺陷風險凸顯

智能網聯技術的快速迭代，使得汽車安全風險呈現出傳統問題與新型風險疊加的復雜態勢。董紅磊表示，市場監管總局通過事故監測和召回案例分析，梳理出當前智能網聯汽車三大核心風險特征，為精準監管提供了重要依據。

第一，安全風險維度進一步擴展。傳統汽車缺陷多表現為單一故障，風險傳遞路徑呈 “故障或失效—事故—傷害”的鏈式結構，智能網聯汽車則實現了人車路云的深度耦合，即使沒有硬件故障或軟件失效，也可能因系統交互不當、場景識別偏差等引發安全風險。例如，某車企自動巡航功能的啟動操作與換擋操作類似，可能帶來誤操作的安全風險；部分車型的擋位功能設置與常規不一致，也會帶來安全風險。

第二，新功能應用帶來新問題。OTA（軟件在線升級）技術作為智能網聯汽車的核心功能，兼具提升效率、優化體驗的正面價值與誤用濫用的潛在風險。部分企業利用OTA技術逃避法定召回義務，或為快速響應市場需求隨意升級，未充分驗證升級方案的安全性，導致新的缺陷產生。例如，某車型因升級不當的圖像處理軟件，造成自動剎車輔助功能失效；另有車型2016年實施OTA升級，兩年后被發現引發新故障，2019年不得不再次升級修復。

第三，安全危害進一步擴大化。2015年克萊斯勒因Jeep自由光的車聯網系統被黑客入侵，召回140萬輛汽車，使得汽車信息安全問題召回進入大眾視野。隨著網聯化程度的提升，遠程操控、批量車輛同時失效等風險已從理論走向現實，其造成的危害遠超傳統單一車輛故障。

另外，董紅磊特別強調，輔助駕駛系統的場景識別能力短板已成為突出問題。從市場監管總局缺陷產品召回技術中心跟蹤調查的輔助駕駛事故來看，輔助駕駛系統在靜態目標物、動態目標物、障礙物、不規則車道線四大場景識別中存在明顯不足。例如，部分系統無法識別路中擋墻，高速路縫隙被誤判為車道線，路面遺留標識導致車輛違規變道等，這些問題均反映出當前輔助駕駛技術在場景覆蓋完整性、識別準確性上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多維度施策提升安全

面對智能網聯汽車質量安全的新挑戰，董紅磊指出，市場監管總局堅持問題導向，持續推進汽車產品安全監管相關政策創新，聯合相關部門構建起覆蓋準入、召回、事故報告、宣傳監管等環節的全鏈條監管體系，為產業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據悉，近年來，市場監管總局把握產業發展節奏，出臺了一系列針對性政策。2019 年，針對新能源汽車火災事故頻發的問題，制定新能源汽車事故報告制度，建立事故快速響應機制；2020年，面對 OTA技術大面積應用的趨勢，建立OTA備案制度，這也是全球首個對OTA進行監管的政策；2022年，聯合五部委試行汽車安全沙盒監管制度，以期鼓勵車輛新技術新模式創新應用；2025年2月，聯合工信部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智能網聯汽車產品準入、召回及軟件在線升級管理的通知》，強化智能網聯汽車全監管；同年8月，補充發布智能網聯汽車規范宣傳相關要求，規范企業營銷行為，防范誤導消費者。這一系列政策形成了“準入把關—過程監管—風險處置—宣傳規范”的閉環監管鏈條，既守住安全底線，又為產業創新留足空間。

構建危險場景庫，成為破解輔助駕駛“長尾問題”的關鍵舉措。董紅磊表示，自動駕駛技術的初衷是規避94%的人為失誤，但當前輔助駕駛系統對部分人類駕駛常見事故場景的應對能力不足。對此，市場監管總局缺陷產品召回技術中心依托國家車輛事故深度調查體系，自2018年起將人類駕駛事故案例轉化為典型測試場景，目前已形成一批有效的場景數據。

在此基礎上，董紅磊指出，2025年進一步將輔助駕駛相關事故納入場景庫建設，根據市場監管總局部署要求，未來適時向全行業共享。這一舉措將有效解決單一企業場景數據不足的痛點，幫助行業減少重復測試成本，聚焦高風險場景優化技術，提升輔助駕駛系統的安全性。

另外，董紅磊表示，市場監管總局探索構建“沙盒監管+召回監管”的綜合施策機制，既為新技術、新模式提供試錯空間，又通過召回制度筑牢安全底線。沙盒測試并非準入許可，而是為尚未形成成熟標準的新技術提供可控的測試環境，企業在沙盒內發現的問題及時改進，待技術成熟后再納入常規監管。對于沙盒測試后仍存在的少量潛在風險，則通過召回制度及時消除。

董紅磊表示，“十五五”時期是汽車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安全是產業發展的基線和底線。通過持續完善智能網聯汽車質量安全監管體系，我國智能網聯汽車產業有望在安全發展的軌道上實現更高質量的躍遷，為全球汽車產業變革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